精分和人本讲的“共情”，有什么不同？（转载）
01科胡特，罗杰斯
在20世纪中后期美国心理治疗的星空中，海因兹·科胡特（1913-1981）与卡尔·罗杰斯（1902-1987）是两颗彼此交汇却又各自闪耀的巨星。他们活跃于同一个时代，他们学术生涯的重要时刻都曾在芝加哥大学度过——罗杰斯在此创立了“来访者中心疗法”，科胡特则于此深耕精神分析的教学。这一地理位置与学术的交集，让两种深刻的思想可以进行不断碰撞，为这两种重要的现代心理咨询理论提供了成长的养分，最终开出两朵绚烂耀眼的花。在科胡特和罗杰斯的理论里，“共情”都是最重要的概念。但两人对“共情”的理解与运用，既有相似的地方，同时又有截然不同的面向。
02 共情的起源
“共情”这个词，其实并不是罗杰斯或科胡特独创。早在1873年，德国哲学家罗伯特·维舍尔创造了德文词“Einfühlung”，是“共情”的最直接词源。这个词最初只用于美学的领域，指人将自身感受投注融入于艺术作品中的一种心理过程。此后，1898年，另一个德国哲学家与心理学家西奥多·利普斯将“Einfühlung”这个词拓展至人际领域，用来描述人与人之间通过洞察他人心灵深处而达到的一种情感交流。1909年，英国籍美国心理学家爱德华·铁钦纳将“Einfühlung”翻译为英文“Empathy”，认为这是通过内在的模拟来理解他人心理感受的一种过程。这是“共情”这个词作为英文专业术语的开端。
03 弗洛伊德、罗杰斯、科胡特讲“共情”
弗洛伊德的多部著作中都有对“共情”的论述。他在1905年《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》、1921年《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》等书中都提到，共情是理解他人心理世界的一种很重要的方式。然而在经典精神分析中，共情更多是作为一种辅助性的理解工具，其地位并未列居“第一线”。罗杰斯在1930年代曾接受精神分析学派的训练，但他也接受了当时其它的思想，并根据自己的临床实践与理念推演，最终发展出“当事人中心疗法”，成为了人本主义心理治疗的核心人物。罗杰斯开创性地将“共情”视作心理治疗关系和疗愈过程的核心要素，把“共情”的重要位置推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科胡特比罗杰斯年龄小11岁，他在精神分析的框架内，吸收了传统精神分析与当时罗杰斯等的时代思潮，最终完成了一场深刻的“内部革命”。不管是当时的人本主义，还是精神分析本身内部的发展，都开始非常强调关系的力量，科胡特吸收两者的营养，最终创建出新的一种“共情-内省”的方法范式：治疗师不再是一个中立的旁观者，而是要沉浸于来访者主观体验海洋中的一名“以身入局者”，并且随时进行“替代性内省”。
04 人本与精分认为“共情”的内涵是不同的
尽管都非常重视“共情”，但人本主义与精神分析对这个概念的定位与运用，是存在本质区别的。对于人本主义来说，共情像是“氧气”，没有了它人就活不下去，没有了它心理咨询也就不会有效果。但对于精神分析而言，共情更像是“听诊器”，是咨询师用来深入浸泡在来访者的主观体验中，去进行替代性内省，最终达成深度理解的一种方法。对于人本主义来说，人之所以会出现问题，是因为环境里面缺乏了共情，导致自我内在的潜能被压抑。而咨询师要提供真诚的、无条件积极关注的氛围，对来访者的内心世界进行共情性回应，那么来访者就能在这个安全的“心理温室”中重新孕育出全新的自我成长。而精神分析认为，只是一味地给来访者共情回应，并不能解决ta无意识里的核心问题。共情只是第一步，是观察信息的“显微镜”，咨询师“以身入局”去共情式浸泡，是为了搜集更多来访者的体验信息，更好去理解来访者的内在世界。观察后，咨询师还要能够进行内省，并通过诠释的技术，将自己所观察和理解到的内容进行“诠释”，此时修通与整合才会开始。
05 两个学派使用“共情”进行疗愈也不同
对人本主义来说，共情是直接产生疗愈作用的，通过创造出一种共情性的氛围，来访者内在的潜在力量就会被激活，可以自行修通与成长。而对于精神分析来说，共情本身不产生直接疗愈作用，通过共情式浸泡后，然后还要有一个内省和理解的过程，最终通过“诠释”，才能获得疗愈作用。在操作上，例如来访者在讲述的过程中有很愤怒和委屈的情绪，此时人本主义咨询师会说“我能感觉到你此刻巨大的愤怒与委屈”，这种反馈能让来访者感觉到“我被听见了、被理解了”，这种被积极关注和接纳的感觉，就能促使内心的成长与改变。而同样的例子，精神分析咨询师可能会说“我感到你此刻有巨大的愤怒和委屈，似乎它们的背后藏着某种深深的恐惧，就好像小时候我们即将要被抛弃时的那种感受一样”。精神分析的回应会更进一步，不仅仅停留在情绪感受上，还会点出背后的无意识内涵。
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，梅州阳光心理工作室创始人、总督导--吴嘉瑜整理于2026年1月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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